注意，我们读书法史，用的是《中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七卷本，依照顺序，我们跳过第七章《唐代墓志》这一章，相对来说，朱关田先生写的这一章，更多是资料性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章当作资料备查。

我们直接看第八章，唐代书法的域外传播。这一章又分两节，一节是日本，一节是朝鲜半岛。

日本

唐代书法，随着李唐王朝邦交活动和民间往来的开展，渐播域外。其中日本得其“遣唐使”之助，三百年间书法发展尤见迅疾，范围亦十分广大。

日本“遣唐使”始于贞观四年即舒明天皇二年（630）八月犬上三田耜，迄于乾宁元年即宁多天皇宽平六年（894）九月菅原道真，前后凡二十次，入唐人数包括押使，执节使和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官以及史生、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东师、画师等各色人物。

日本“遣唐使”在唐备受中土士人包括皇帝的礼遇，其移植汉文化也甚注重，且颇见贡献。只是遣唐使团居留时间短暂，一般只有一年左右，不及留学生和学问僧往往一住数年，少则几年，多则二三十年，甚到老死客地，魂留唐土。所以，大凡汉文化的移植，尤其书法艺术的吸收或东渡，则全凭籍留学生和学问僧的努力。

入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着逗留时间的长短，其生活起居，不同程度地有所改变，有的还直仿中土，一改旧的生活习俗，我们学历史时，讲到过最著名的是阿倍仲麻侣。

阿倍仲麻侣（约68-770），汉名晁衡，一作朝衡，字巨卿，开元五年三月随多治比县守来唐，入国子监太学读书，学成，留唐任东宫左春坊司经局校书郎。其后“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晁衡大历五年正月卒于长安，享年七十三岁，赠潞州大都督。看，这简直可以算是中国人的待遇了。

与阿倍仲麻侣同船来唐的来有吉备真备，后来也声名卓著，为中日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唐玄宗还御派了鸿胪寺卿蒋桃椀陪送吉备真备到扬州，而这次遣唐使的扬州之行，尤其是对延光寺的访谒，促成了唐僧鉴真和尚的顺利东渡。

鉴真东渡，为日本首次引进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以及王献之的法书（三通）。

留学生中以研习书法而著名的当首推唐德宗贞元二十年随遣唐使藤原高野麻吕来唐而且与学问僧空海同船的橘逸势。

橘逸势（？-842），我们前面讲柳宗元书法时提到过他，他的书法传自柳宗元，唐人称其为橘秀才。橘秀才在唐留居近二年，偕空海交游于唐土儒、佛之间，归国后以书法名世，与空海、嵯峨天皇并称为日本书道史“三笔”，其中，空海、嵯峨天皇并称“书圣”（哈哈，相当于中国的王羲之）。

至于学问僧，以日本平安朝的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空睿最为著名，而传播唐士书法则数最澄、空海贡献最大。

最澄（767-822），生于日本近江国（今日本滋贺郡古市乡），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年十二，入近江国分寺，从奈良大安寺行表出家，法名最澄。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以学问僧的身份，随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渡海而来。

最澄在华，善结良缘，广事交游，当其归国之际，不仅携去经疏等230部、460卷及佛画、佛具等物，同时还收有书法名品拓本和名僧墨迹17件，如图：

图中所谓的“此间书”，指留唐之日时人所临写的书法作品。

空海（774-835），俗姓佐伯氏，生于赞岐国多度郡之屏风浦（今日本香川县善通寺市）。二十三岁出家，贞元二十年偕最澄入唐，至长安，从青龙寺惠果学密教，号“遍照金刚”。又从天竺僧般若习梵文。回国后弘布秘密法门，开日本真言一宗。

空海在唐，除留心经卷之外，还着意艺文。中唐著名书论家韩方明有《授笔要说》一文记五种执笔法，而空海得真传，被称为“五笔和尚”。据空海《性灵集》所记呈献于日本嵯峨天皇的有唐名篇或名书家之真迹，可见者有：

此外，唐宣宗大中七年入唐的空海侄子智证大师圆珍也携云了数种杂碑铭文。

正是由于学问僧的不懈努力，唐代书法名家之名迹东渡扶桑，遂促进并影响了日本书法艺术的发展。

日本留学僧所携回的典籍经卷，流通于日本社会各阶层，其传播范围和影响，远胜寺列为名迹，又呈献于天皇，藏之于内宫的诸如王羲之、欧阳询之法书。正是由于凭藉经卷而流入日本的经生、书手的书法艺术，，它的社会作用远胜于王、欧诸名迹，遂促进了中唐书法对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

或者可以说，唐代的书法，尤其是中唐社会书势，其所以能传播域外，大都是凭藉经生、书手所抄录之典籍经卷，而其东渡扶桑则依靠了日本留学生、学问僧的种种努力。

日本的书法艺术，正是在有意、无意中承受着大唐书法艺术的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当然，日本的书法也曾传播于中土，同样也影响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

唐代文化的东渡传播，不仅直接影响日本，如大学中所设“籀篆”一通，便是直仿唐朝书学，内容也兼及文字和书法两门专业。其他书师、装潢、校生等职务的设置，也是出于抄写典籍的需要从唐土引进的。至于吉备真备和空海回国后，整理日本文字，分别用汉字书法中楷书点画和草书偏旁，制造片假名、平假名，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影响更是深远。

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隋唐之际，分高丽、百济、新罗三国，至初唐高丽、百济相继而亡，新罗遂一统半岛，且日见强盛。

唐代有关书法的传播，见诸史书者，始于初唐：

高丽甚重其（欧阳询）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

三韩之人来中国者甚多，贞观初年已相继遣其子弟学于国子监。国子监时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高丽及百济、新罗诸国所遣留学生亦当有入书学者。且当时甚重书法，国子监内书学之外的诸学生徒，也规定学书，日写一幅，兼习《说文》《字林》《三苍》一类的字书，以便适应“楷书正详”的科举要求。三韩留学生例当遵从，或更见努力。留学生参加唐朝科学考试的也很多，凡登进士科者，时称“宾贡进士”，如李同、崔彦撝、崔致远等人，其中以崔致远最著名，且为高丽一代书家。

崔致远（857-约924）字海夫，号孤云，新罗庆州梁郡部人。唐懿宗咸通九年随新罗商船入唐，咸通十五年登进士科。光启元年归乡，三月抵新罗。

崔致远为三韩名书家，《石南山后记》有记：“一代三崔，金榜题回，曰崔致远，曰崔仁涚、曰崔承祐。”一代三崔，崔致远名声虽更见卓殊，而著录所见仅《新罗真鉴禅师碑》一石，正书并篆额，文亦出自其手。立石在唐光启、文德年间，书法出自欧阳询而见放纵。所传庆尚道尚存“夜游岩”三大字，“双溪石门”四大字和“洗耳岩”三大字。

崔仁涚，致远从弟，亦出身辰韩茂族，著录可见有正书《新罗朗慧和尚塔铭》（崔致远撰，唐昭宗时立石），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卷二有称：“文笔亦典赡风华，海东碑之最可宝贵也。”

崔致远之外，具有代表性的书家，尚有金仁问和金生两位。

金仁问（？-694），新罗太宗武烈王金春秋次子，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兼涉庄老、浮图之说。自二十三岁始，七入唐廷宿卫，凡二十二年。曾从唐王朝讨平百济、高勾丽、一统三韩之地。在唐授辅国大将军，上柱国、临海郡开国公，左羽林大将军。《朝鲜史略》卷二称其“工隶书”。著名的《新罗太宗武烈王陵碑》便是他的代表作，今尚存其额“太宗武烈大王之碑”篆书八字。

金生（711-？），字知端，新罗昭圣王即唐德宗时代人，出身低微，不知世系。好佛，隐居不仕。平生不攻他艺，唯书为业，年逾80犹操笔不休。《朝鲜史略》卷三称他“隶、行、草入神”。他的书法影响很大，后梁贞明三年即新罗神德王六年十一月所立崔仁涚《新罗朗空大师塔铭》即出自释端目所集金生之书铭石的。金生的书法，存世不多，著录所见唯全罗道万德山白莲社大字额一通和《庐山瀑布诗》《田游岩山家序》诸帖。

由史料记述可知，朝鲜半岛书法，多受“二王”及欧阳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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