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中的一把二胡：跨越时代的旋律

男人和女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曾家湾人。男人读过私塾，又读了省立高中，算是有学问又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回乡后就在卧如寺里的曾家湾完小当起了孩子王。女人虽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却也知书达礼，温柔可人，身材模样在村里那群姑娘中绝对算是出众。尤其是家里地里，剪刀锄头，样样拿得起来。村里那个跑东串西保媒拉纤的五婶，掂量来掂量去，就觉得他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要是不能把他俩撮合在一起，她五婶保了半辈子媒算是白保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其实他俩也都在心里彼此掂量过对方，只是因为男人不是孟浪之徒，女人也是端庄腼腆，所以都把爱慕藏在心里，街上偶遇只是相视点头问候，从来不曾逾规越矩。五婶从中这一撮合，双方都没意见。因为住在同村，彼此家里也都知根知底儿。因此，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两个年轻人很快就在双方父母的操办下结婚了。

虽说是动荡的年月，但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却也甜蜜幸福。男人白天去学校，下班回到家就帮女人干家务活。他常在有月亮的晚上坐在院子里吹几曲笛子，每当这个时候，女人就坐在屋里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沉浸在美妙的意境当中。天气冷的时候，男人就不出屋，坐在炕上摆弄那把二胡。男人的二胡是爷爷留下来的，由于年代久远，琴筒上的蛇皮边缘被虫蛀了几个很小的洞，拉起来发出的声音没法听。但男人最喜欢的就是二胡，常对女人说:“一年笛子两年箫，一把二胡拉断腰。二胡拉好了不容易，但是真要拉好了是真好听。可惜了这把二胡，紫檀的琴杆，花梨木的琴筒，香妃竹的弓子，要能配上块好蟒皮，这就是传家的宝贝呀。”

那年夏天的一天，男人下班回来，女人跟他说起了下午村里刚刚出的一件新鲜事。他们老孙家的一个本家兄弟在麻坨岗上遇到蟒蛇了，好玄丢了性命。原来麻坨岗子在曾家湾的村西，是个占地有百亩的沙土岗子，上面遍布着野冢荒坟，残碑断碣。岗子上墓穴坍塌，稀稀拉拉几棵杜梨树和酸枣棵子，常常有啄木鸟发出“笃、笃、笃”的啄木声，仿佛棺材盖子正在慢慢被挪开。人面猫头鹰站在树枝上，“啊”的叫一声，像婴儿的啼哭，然后扑楞着翅膀换到另一棵树上。没膝的茅草覆盖着坟头，几处白骨散落，很是瘆人。村民来这边干活都是搭帮结伙，他们这个本家兄弟，胆子贼大，这大夏天的顶着晌儿独自一人去麻坨岗上割草。实在是太热了，他竟躺在一个坟头旁的大树下睡着了。就在他熟睡之际，从坟头的一处大窟窿里钻出来一条大蟒蛇缠绕到他身上。他被惊醒，挣扎翻滚，难以挣脱。情急之下摸到镰刀，从腰间塞进蟒身之下，将大蟒割成了两截。背草的粪箕子都没顾得拿，就吓得撒丫子跑回来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男人带上一把快刀走出了家门，并没有告诉女人去干什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女人才知道那天丈夫找到麻坨岗，扒下一块蟒皮来。男人告诉她，蛇皮鳞纹细密，纹路排列规则，并富有韧性，但质地较薄。做二胡的话，音质容易受气候、室温等因素的影响。而蟒皮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厚度适宜而有弹性，不易受虫蛀，发音共鸣都好。其中蟒皮又以肛门一带地方的最为理想，其适应性广、发音浑厚圆润，并且性能稳定，他那天割下的恰恰就是那地方的一块。自从他的二胡蒙了新的蟒皮，他对这把二胡更是爱不释手。每次拉起弓弦，只听声音清脆嘹亮，幽远绵长，听过的人都赞不绝口。他们的生活中从此又多了一份雅趣，风悠悠，云悠悠，他俩的情，他俩的爱，也在弓弦上颤悠悠，相伴的岁月就这样悄悄地在琴弦上流走。

1942年，驻曾家湾的伪军，将卧如寺前后殿和东西配房拆了。他们还强迫曾家湾大街上的八户人家搬了出去，就在这几家的房址上用从卧如寺拆来的材料，修建了一座高达十几米的炮楼。男人的学校被拆，激起了他满腔的爱国之情。他跟女人商量，他要弃笔从戎，投军抗日。他让女人收藏好那把二胡，等他把小鬼子赶出了中国，他就回来，天天给她拉曲子。

男人走了，这一走就是四十五年。

男人离开曾家湾后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由于表现优秀，又有文化，经推荐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也算广义上的黄埔军校学员，毕业后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侍卫。1949年，近两百万人随国民党的败退涌进了台湾。那一年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新政权，而国民党则痛呼大陆沦陷。他跟随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后，先后在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侍卫队、“总统府”国策顾问委员会任职。后因无心政治，主动去学校教书。

在学校里，他没事时就喜欢看看书，或者写写诗。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台大教授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写下《乡愁》这首诗。同为教授的他最先看到了这首诗，感同身受，自此常常在无人之处悄悄流泪、默默吟哦: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他好想他的曾家湾，好想他的那个她，好想那把爷爷传下来的二胡。从家里出来这些年，尤其是到台湾以后，好多人都重新成了家。好多人劝过他，也有人直接把姑娘介绍给他，他都没有动心。他心中想着总有一天他还要回去，回去找家里的那个她，还要天天给她拉曲子。

1987年3月，台湾民众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发起返乡运动，印发《我们已沉默了四十年》的传单30万份。传单写道：“难道我们没有父母？而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则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这一运动促成了两岸隔绝的坚冰被打破。

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一行14人，抵达北京，和先期抵达大陆的探亲团成员汇集。这个探亲团共有25人，其中大部分人是国民党退伍老兵。探亲团先赴陕西拜谒了黄帝陵，然后赴北京卢沟桥举行向台湾海峡两岸抗日死难同胞致敬典礼，探望在北京的大陆台湾同胞团体。台湾返乡探亲团的团旗上写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争传客从台湾来”的诗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终于回来了。那一天秋高气爽，亲人、老乡们远远地来迎接他。因为他的归来，曾家湾仿佛过年般热闹，院墙上鲜艳的横幅写着“欢迎亲人回家”的字样。车刚停下，家人们就热情地围拢过来，迫切地想要见到“老叔”、“老舅”、“老爷爷”……他在人群中张望、找寻，终于在人群后面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她，对，没错，四十五年了，她的模样一直刻在他心里。热情的人们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宣宾夺主，马上为两位老人闪开一条道儿，两位老人四只手紧紧抓在一起。

女人在他当年离开时还没有身孕，这么多年，她就一直一人生活。那把二胡被她当成宝贝一样保管收藏着。男人回来的那个晚上，当所有的亲朋散尽之后，她打开箱柜，取出了那把二胡。男人闪着泪花调好丝弦，悠悠地拉了一曲从前的曲子。曲毕，她说:“看你漂泊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是的，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他在心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