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唐代中晚期才有雕版印刷术出现，因此，有唐一代，一切经籍几乎全凭手工抄写。国家藏书，有专职书手从事缮写；私人藏书，主要来自文人的抄录。文人的著述（诗文及日常文书的书写），就全部凭籍作者自己的手笔了。

著名的儒家书法家

唐代文士抄书者可以分作如下几类：

抄书收藏。或者用于阅读，或者用于传世，或者用于炫耀。

这一类以韦述、柳仲郢最为著名。

韦述，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是唐代著名史学家，是颜真卿岳丈之兄，史称：“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尝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你看，一整年抄书不停，这就真不是喜欢抄书能说完了，为了藏书，也是拼了。

柳仲郢，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名臣柳公绰之子，即柳公权之侄。《新唐书》记有：“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抄，魏、晋及南北朝史再，又类所抄它书凡三十篇，号《柳氏自备》，旁录仙佛书甚众，皆小楷精真，无行字。”这个更厉害，抄经、史还做“版本库”，真厉害。

佣书自给。即抄书售卖，换取佣金。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优良传统，远的有东汉的班超，近的有隋朝的虞世基……历史上“佣书养母”的名人很多。

唐代文人佣书者，除了“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的王绍宗之外，最有名者还有吴彩鸾，《宣和书谱》卷五记大和进士文萧之妻吴彩鸾，因丈夫不治生计，家贫，因此“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称其《唐韵》“字画虽小，而宽绰有馀，全不类世人笔。”

此外，还有出于自己读书的需要而充当抄书手的。比如阳城。

《旧唐书·隐逸传》载阳城“代为宦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过六年，乃无所不通。”当然了，他主要是通过“书吏”这个职务获取读书机会。

朱关田先生引用《论语·述而》里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说唐代士大夫莫不遵循孔子的教导，重视六艺的修养，因为“游于艺”的“艺”，即指“六艺”，而六艺之中，包括“书”。

其实，儒家因为不是专职艺术家（那个时代，专职艺术家并不多），因此更重视功利，所谓“书契之作，适以记言”。儒士们“留心真草，玩习法书，临摹追仿，字画楷正者，非求其工，一笔一画，而意在文字；一字一句，乃为达意，即使平常书判写牍，铭石题记，以及籍账、券契、文案、药方，莫不义在致用，岂容飘扬放纵，而且儒者多居敬，尤检点及乎书法。”

是的，儒士们学习书法，多意在功利，他们更看重书法的实用。唐代儒士书者除前面我们文章中提到过的欧阳询、虞世南、王知敬、褚遂良、锺绍京、卢藏用、张庭珪、吕向、梁昇卿、张旭、贺知章、韩滉、颜真卿、徐浩、柳公权以及唐睿宗、唐玄宗、唐顺宗和窦后之外，见称于史传而卓然名世者，尚有以下多人。

李元昌、李灵夔、李范、临川公主、晋阳公主，这些是皇家贵胄；魏叔瑜（魏徵之子），房乔（字玄龄）、杨师道、陈景融（陆彦远堂侄）、王方翼、裴行俭、杜审言（杜甫之祖）、宋令文（宋之问之父）、韦陟、张嘉贞（张彦远高祖）、王维、归登、沈传师、裴潾、萧祜、李贺、裴休、卢知猷等。

以上每个儒士书家，朱关田老师都做了简单介结，这里不再一一抄过来了。另外，实质上这些人都是旧时代的知识垄断阶层，在那个时代，真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儒士也当然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书家了。

唐代名才士，有书迹存世并收纳于宣和内府的名家还有不少，包括李白、元稹、李商隐、杜牧等，具体可见《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204-205页，这里也不再抄录。

柳宗元与刘禹锡关于书法的唱和

唐代士人游艺于书法，不独陶冶性情，可锻炼技艺，且多见于观赏与品评。自开元以后，以书艺会友，始成风尚。其中最为著名者，以柳宗元、刘禹锡的往返唱酬了。

柳宗元、刘禹锡二人都是著名的书法家，且二人是密友，又同属唐顺宗革新中“二王八司马”中的“八司马”之一，因此二人的诗书唱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的唱酬，由柳宗元发起：

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柳宗元《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

题下有注：“家有右军书，每纸背庾翼题云：王会稽六纸，二月三十日尝观。”刘禹锡回复：

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刘禹锡《酬柳柳州家鸡之赠》）

柳宗元回赠两首：

闻道将雏向墨池，刘家还有异同词。如今试遣隈墙问，已道世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

刘禹锡又答诗两首：

小儿弄笔不能嗔，涴壁书窗且赏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答前篇》）

昔日慵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答后篇》）

柳宗元又作二首回复：

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树散枝柯。左家弄玉惟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叠前》）

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宫起草旧连名。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叠后》）

柳宗元开始以庾翼刺自家子弟贱家鸡的典故恣谑刘家后辈，即孟、仑二童（刘禹锡大儿名刘咸允，小名孟郎或孟童，小儿名为刘同，小名仑郎）。刘禹锡则直讽柳家新样，字式不佳，乃出其家尊柳宗元，最后由儿郎揽入自身，刘诗以锺繇况柳，称其“欲抗行”，而柳则以“一台二妙”激劝刘禹锡“火急添功用”。

杜甫的“书贵瘦硬方通神”

杜甫自九岁开始习大字，终身游艺不倦，于书法颇有心得。一生结交书法名家甚多，他最重要的书法观点是“书贵瘦硬方通神”。

这个观点出自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对后世影响蛮大。以至于很多评家以此为标准评价书法作品，认为凡不“瘦硬”的就不是好的书法，比如，他们认为欧阳询的楷书优于颜真卿的楷书，并借此非议颜真卿的肥庾与雄壮。

其实，书法是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是多元的，杜甫的“瘦硬论”，曾受到苏轼的非议，“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笔画的肥瘦，就像人的胖瘦，各有各的味道，各有各的姿态，不能一概而论。

其实，杜甫一生结交名家甚多，他写诗评价这些书家的书法，往往随兴而发，不见得有一定的标准。他曾在《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大赞张旭的书法，却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对张旭大加菲薄，再有，他所赞颂和称述的李邕、韩择木、蔡胡邻等人的书法就未必瘦硬。

又有人借说杜甫对颜真卿的书法一词不加是因为颜真卿的书法太过肥壮，而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有平原之功，而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却一词未加。其实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两人的政见有关：杜甫在左拾遗任上时，因为房琯（杜甫的老师，密友）罢官，杜甫上表诤谏，唐肃宗见其疏文迂慢，遂诏吏部尚书韦陟、礼部尚书崔光远和刑部尚书颜真卿三司鞠训，欲加其罪，后因人劝解，遂免罪，出贬为华州司功（据史载，韦陟曾替杜甫婉言求情）。对于这件事，杜甫终身为耻，对于主审官颜真卿，他当然不愿提及了。

我们认为：杜甫的审美偏重“瘦硬”，源出他的人生经历，他生活困苦，一生淹蹇，半世漂泊，对于富足、宽博、肥腴有发自意识深处的排斥，他习惯瘦瘠，习惯坚硬（他的日子要硬挺着过），更何况，他评论书法看重“瘦硬”，只是他的一家审美而已（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倾向性），不能视作“硬性”标准。真的如苏轼所说：“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跟着布丁读书法史】之120，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