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经》全称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称《般若心经》也可简称《心经》，它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部佛经之一，也是佛教经典中字数最少但影响却十分深远的一部经典。同时也是在我们中国流传最广的一部佛经，尽管它字数很少，正文只有260个字，但它是集《大般若经》的精华而成的，像大家都听说过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心经里面的一句话。

古今中外不少人喜欢读或抄写《心经》，张旭、苏轼、赵孟頫、康熙、乾隆、于右任、文微明、弘一法师就有抄写心经的习惯。

2016年，一幅康熙御笔《心经》以1725万元的价格成交。

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每天读或抄写《心经》，以此当成一种体验、一种调节、一种修行。

短短260个字的《心经》为何影响力那么大，到底讲了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心经》的来历。

《心经》源自哪里，是谁写的？

释迦牟尼佛（公元前569～485年）在大彻大悟之前，名叫悉达多，是印度北方迦毗罗韦国（今尼泊尔与印度交界处）的王子。悉达多在儿童时期就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极高天赋，生性聪颖而顽皮。他的许多言语举动出人意料、令人惊奇。

除此之外，他还具有强烈的同情心，每当看到穷苦人悲惨的情形时，就异常怜悯，时常把自己佩戴的珠宝送给穷人。他思维敏捷，常常提出一些对​宇宙和人生的疑问，弄得大人们瞠目结舌、哑口无言。小小年纪就善于追求真理，更显出其与众不同之处。

青年时代的悉达多身体强健、思维睿智，他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刻苦好学、善于观察思索而出类拔萃，精通数学、伦理、哲学、天文、武学、韵律等诸多学问。他说话有道理、办事有准则，特别善于帮助、教化小人和恶人，时时刻刻注意把握和修悟自己，从不刺伤任何人，并常常进入禅定状态。29岁便已开悟，这标明缘法已臻成熟。他意识到，此时此刻正是应该出家专心修行的时候了，便毅然脱离凡俗，走向一无所有的出家苦行道路。

六年的苦行，悉达多从无数次艰辛挫折中获得真知和动力，在艰苦卓绝的痛苦磨炼中，从跌落到苦难最底层的极限处，慢慢摸索沿着道的旋梯攀入地平线，然后再逆流而上将源头活水引到高山顶峰；在不断深入开悟、顿悟的前提下，同时为今后光明的未来打下一个全方位、高质量的坚实基础。六年间，悉达多已将心性修得一尘不染，此时已达初级菩萨的悉达多，思想境界日新月异，即将产生更大飞跃质变的时机已成熟。

公元前534年冬季，35岁的悉达多来到尼连禅河岸边，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旁的天然金刚石座上准备禅定，并发誓说：“我今如不证得无上大觉，宁可粉身碎骨决不起座。”这钢铁誓言化为能量，震撼着山河！在入定的第一个七天七夜中，便战胜了心灵深处各种恶魔的干扰而达彻悟。此时已成佛陀的悉达多，周身能量奔涌，欲罢不能、身不由己地进入更高层的寂静状态，进入最深层的三般若境地（观照般若、实相般苦和文字般若），在忘我地、与天地融为一体的禅定中，又经历了三七二十一天美好圣洁、深化体悟的时光，终于达到修炼至极的境界——大彻大悟。如今这位释迦族青年自然而然地成为释迦牟尼佛。此时佛陀的认知能力恰与宇宙的本源规律——道，完全吻合在一起。这便是宇宙中独一无二、无师自通、以悟为师、伟大佛祖的诞生过程。

接着，佛陀再经历三七二十一天的佛法条理化的总结过程，便将宇宙人生的原始、终极真理搞得清清楚楚，从此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宏大诺言。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便是整个佛法理论的浓缩和概括，佛陀这篇大彻大悟后的伟大处女作和杰出代表作，虽然篇幅短小，但是简洁凝练、内容生动、气度恢弘、包罗万象。

腊月初八出定的佛陀，首先慈悲了为自己义务当护法的一群男女儿童；然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鹿野苑寻找自己的随从，即佛陀的五个弟子，找到后为他们摩顶受记、传授九转丹禅坐功、说法开示，使他们懂得修炼正道的原理：即一味地追求六欲是卑劣的，而一味地追求苦修也是有害的，应该走中观之道，侧重悟道悟空和修心养性；苦修苦行只是修炼的重要内容之一。接着，采用现身说法的方式，生动地阐述了缘起法、因果论、八正道等理论，并传授了《心经》，为了使比丘们能真正理解，前后讲法三次，这就是载入世间佛教史册中著名的初转法轮和三转法轮。

《心经》朗朗上口、易于背诵，佛陀的这五个弟子成为世间最先被大彻大悟的释迦牟尼佛度化，并最先将佛家最高经典《心经》背诵下来又传播出去的人，这便是《心经》的来源。

综上述，《心经》是释迦牟尼佛将宇宙的真理、全人类的智慧加以总结、升华的最高结晶。那《心经》又是怎么传播到中国的呢？

《心经》是怎么传到中国的？

在中国佛教历史的记载中，《心经》是被翻译次数卒子多的佛教经典。据相关资料记载，《心经》由梵译汉，共有14个版本，相传为吴支谦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咒经》、唐菩提流志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实叉难陀所译的《摩诃般若随心经》、唐不空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宋契丹慈贤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元达里麻刺怛那所译的《圣母智慧到彼岸经》等6种版本自明朝以来已经失传外，现存以下8种：

1．传为后秦鸠摩罗什于402年译出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不过，梁代释僧佑所著《出三藏记集》，曾将鸠摩罗什所译的三十五部经典逐一列出，但却没有《心经》。隋朝《法经录》，也将《心经》列入了失译录。因此，目前还很难断定此经就是鸠摩罗什所译。

2．唐玄奘于649年译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3．唐义净于700年译出的《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4．唐法月于733年译出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5．唐般若共利言于790年合作译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6．唐智慧轮于850年译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7．唐法成（具体翻译年份缺）译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8．宋施护于980年译出的《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

以上诸种译本，虽然名称大同小异、内容略有出入，但其表达的意义却并无差异。其中，玄奘法师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5月24日于终南山翠微宫译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最为简要，便于持诵，因此成为了流通最广、最受欢迎的一种版本。

据说，玄奘法师志游天竺，经过益州（四川成都），宿空惠寺，遇到一个有病的胡僧，说有三世诸佛心要法门，乃口授与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离唐境后，凡经困厄磨难，只要背诵益州僧所授《心经》，诚心祈祷，都会获得保佑。仗着这《心经》的功德神力，他才得以成功到印度取经。后于中天竺摩羯陀国那烂陀寺，忽见前在益州所遇僧人，谓“我是观音菩萨”，现身升空。

《太平广记·异僧六》载，僧人玄奘，唐太宗时候的人，俗姓陈，河南偃师县人，自幼聪慧异常，品德高尚。唐代武德初年，他往西域取经，走到西域罽宾国，道路艰险，狼虫虎豹横行，很难通过。玄奘不敢前行，只得在一石洞中打坐。天快亮时，看到石洞里有一位老和尚，头上、脸上都是疮疤，身上脓血淋漓，盘腿静坐。玄奘不知道这位老和尚是从哪儿来的，又是怎么进到石洞里的。他披好袈裟，虔诚地向老和尚行礼，求他指点。老和尚向玄奘口授《心经》一卷，说读此心经，可逢凶化吉，化险为夷，虎豹不能为害，鬼魅不能作祟。玄奘牢记在心，后来在西行途中，一入险境，玄奘就口诵老僧亲授的心经。玄奘诵读《心经》之后，总能转危为安。不仅前面的道路平坦了、通畅了，狼虫虎豹也都不见了。他顺利地到达佛国，取经六百余部回到大唐。

授予唐三藏《心经》的疥癞老僧在《西游记》中变成了风神飘逸、幽默机智的乌巢法师，把孙悟空和猪八戒调侃了一番。他的《心经》对取经僧，包括唐僧和孙悟空在内，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中写到，唐僧有了第二个徒弟猪八戒后，三人来到浮屠山，遇到一位乌巢禅师，传授给唐三藏《心经》，说此经是“修真之总经，作佛之会门”，“若遇魔障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这个《心经》，就是历史上的唐玄奘亲自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当然这只是传说，我们无从考证，但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汉传佛教中的《心经》版本一般认为是玄奘所译。

1864年，英国佛教学者比尔（Samuel Beal）曾将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翻译成英文出版。目前，除传为鸠摩罗什的译本为日本佛教流传外，其余6种多为佛教研究者考证和研究之用，较少流通。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由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简称斯坦因）于我国甘肃敦煌发现的《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敦煌本将梵文以汉字音译，内容与玄奘本相当，也是佛教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

《心经》现存的梵文经典，有在尼泊尔发现的广本和在日本保存的各种传写摹刻的略本两类。1884年，马克斯·穆勒（Max Muller）与南条文雄共同校订了广、略两类梵本。1894年，穆勒又再次将其译成英文出版，并编入了《东方圣书》。

一般而言，一部完整的佛教经典通常都具足“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三个部分。

所谓“序分”，即指绪论，用以叙述此经的因缘由来。“序分”通常又分为通序和别序二种。所谓“通序”，即通于各部经典所共有的，又称为“证信序”，即详细以法会举行的时间、地点、与会成员及其人数、何人请问以及何人作答等等事项来证明此经是佛陀亲口所说，以令读者生起信心。例如，通常在某部佛经开头书写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处与大比丘众……人俱”即是。所谓“别序”，又称为“发起序”，是用以说明某部经典各别发起因由的。

所谓“正宗分”，即正文本论，是阐述经义的核心部分，用以正说某部经典的宗要。

所谓“流通分”，即结论。例如，佛经通常在结尾部分都会写道：“如是说已，……应如是行，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作礼而去。”显然，这是用来奉劝读者应该信受奉行，并嘱其流传此经于天下后世的。

通常，人们将“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全部具足的佛教经典，称为“广本”；而将那些只有“正宗分”，省略了“序分”和“流通分”的，称为“略本”或“小本”。

《心经》上述诸译本中，除传为鸠摩罗什译本、玄奘译本、义净译本和敦煌本为“略本”外，其余的译本都具足三部分而为“广本”。玄奘法师之所以将《心经》译为略本，也许是译者当时出于突出重点、使读者便于受持的考虑。不过，这对于义理的阐述和理解是毫无影响的。

为什么一部《心经》会有如此众多的译本呢？

大家知道，佛教经典在辗转传抄流通过程中，难免会发生错抄、漏抄的事。虽然人们常将“一字疏误视为羞，一句错断引为耻”，然如同清人所说的那样“校稿如秋风扫落叶，眼前看似干净，回头仍见树叶；再扫又觉无遗，回头还有残叶”，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传抄者不同，所以同一部佛经往往会有若干种不同的版本。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也必然会有所不同。

《心经》的注疏本，极为繁多，相传有200余种，仅中国撰述者就有40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唐代有圆测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慧净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发现于敦煌）、窥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法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和明旷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等。宋代有智圆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等。明代有憨山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直说》、智旭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要》、弘赞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添足》、宋濂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文句》和李贽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提纲》等。清代有为霖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请益说》和钱谦益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小钞》等。近现代有太虚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浅註》、倓虚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义疏》、弘一的《心经大意》、圆瑛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欧阳渐的《心经读》、周止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诠註》、黄念祖的《心经略说》、印顺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广超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斌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要释》等等。

除中国撰述之外，印度方面有提婆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日本方面则有空海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秘键》、最澄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真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释》和宗纯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解》等等。

既然佛经的译者对于一部佛经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在此有必要向读者简略介绍《心经》的翻译者——玄奘法师。

本书采用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底本，标有“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这里所谓“三藏”，是指佛教典籍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而言的，也就是全部佛法。其中，经藏为佛陀所说教；律藏是佛陀所制定；论藏虽然也有佛陀在经中所议论的，但大绝多数为佛陀弟子所造，并分为宗经之论和释经之论两种。所谓“法师”，是指既通晓佛法，又能引导众生修行的出家人。法师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法师，通指佛陀及其弟子；狭义的法师，则专指通晓经藏或律藏或论藏的修行者。精通经藏的法师，通常被称为“经师”；精通律藏的法师，通常被称为“律师”；精通论藏的法师，通常则被称为“论师”。《妙法莲华经》还依据法师的专长及其弘法的差异，将法师分为受持、读经、诵经、解说、书写等五种法师。由于玄奘法师博通经、律、论三藏教典，因此被人们尊称为“三藏法师”。

玄奘法师，俗姓陈，名袆，唐朝代时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境）人。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关于玄奘法师的生平，现存的《传》、《状》、《塔铭》等都没有记载。而关于他的年岁，又有63岁、65岁和69岁诸种说法，对此学术界至今仍没有形成确切一致的定论。这里依吕澂支那内学院重校的唐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暂定玄奘法师享年65岁。

玄奘法师，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自小聪颖异常，曾随其父熟读儒家经典。《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其：“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年八岁，父坐于几侧口授《孝经》，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问其故，对曰：‘曾子闻师命避席，（玄奘）[某]今奉慈训，岂宜安坐。’父甚悦，知其必成，召宗人语之，皆贺曰：‘此公之扬乌也。’其早慧如此。自后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不交童幼之党，无涉阛阓之门；虽钟鼓嘈囋于通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亦未尝出也。”此处所谓“扬乌”，即汉代辞赋家扬雄早慧之子扬乌，东晋常璩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中，曾将扬乌誉为“文学神童”。

玄奘法师十岁左右，父母双双去世，投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的二哥长捷法师，充任童子，学习佛经。长捷法师学丰德长，每当设立法会弘经布教时，都能吸引不少人前来闻法。玄奘法师因此得闻佛理，并对佛法产生浓厚兴趣。十一岁时，他就熟读了《法华》、《维摩》等佛教经典。隋唐时期，为使种田、当兵的男丁数量不至于匮乏，也为了国家的税收能得到切实保障，僧人的数量是由朝廷严格控制的，僧人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玄奘十三岁那年，崇信佛教的隋炀帝委派大理寺卿郑善果，到洛阳去剃度僧人十四名。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当时玄奘虽然不具备考试资格，但却心生羡慕，一直在考场的大门口周围观看。当郑善果主持考试结束走出大门时，突然发现这个孩子相貌不同凡响，便问他是谁家的孩子。玄奘遂按当时的习惯，报上自己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的名字和曾任官衔。郑善果闻听之后，方知他乃颍川陈氏名门之后，便问他是否想要出家为僧。玄奘回答说，自己虽然愿意出家为僧，但“习近业微，不蒙比预”。意思是说，我学习佛法的时间不长，功力还很浅，且因年龄限制，没有资格参加考试。郑善果此时觉得这个孩子的确非同一般。便又问他为什么想要剃度出家？玄奘的同答，更出乎郑善果的意料。他说：“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意思是说，从远处来讲，我要把释迦牟尼的佛法继承下来并且传递下去；从近处来说，我要将佛教发扬光大。郑善果被玄奘的回答深深感动，他既赏识玄奘的佛学修养，又“贤其相貌”，于是便破格为他开了一个公开的后门，准许他免考入围。郑善果还针对他人对此提出的质疑解释说：“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于是玄奘得依净土寺道基法师正式剃度出家，并赐法名“玄奘”。

玄奘法师出家后，更是如鱼得水，心无旁骛地潜心钻研佛学。他在听了景法师所讲的《涅槃》和严法师所讲《摄论》后，升座复述，将其分析的头头是道，详尽得体，并因此赢得了僧俗大众的赞誉和钦佩。

隋炀帝大业末年（617），玄奘与二哥长捷法师结伴前往长安。当他们抵达长安之后，由于兵乱饥荒，大部分名僧已聚往蜀地，于是兄弟二人便又同往四川。玄奘法师在成都听完宝暹法师所讲的《摄论》、道基法师所讲的《杂心》和惠振法师所讲《八犍度论》后，更是究通诸部，声誉大著。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法师在成都受具足戒，“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一徧斯得”，将佛教戒律学尽行掌握。为了更好地开阔视野，解疑释难，各方参学，武德七年（624）玄奘告别二哥长捷法师，离开成都，泛舟三峡，沿江东下参学。他在了荆州天皇寺，应僧众之邀，宣讲《摄论》和《毗昙》诸经论，“自夏及冬，各得三遍”。玄奘法师在天皇寺讲经结束之后，“复北游，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师，质难问疑。又到赵州，谒深法师学《成实论》”。贞观元年（627），玄奘法师再入长安，止大觉寺，跟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法师钻研《俱舍》、《摄论》和《涅槃》，他很快便穷尽各家学说，誉满京师。当时的仆射萧瑀，奏请令他住皇家寺院——庄严寺。

由于当时经西域间接传来的佛教经典杂乱无章，不甚完备。所译经典，有许多隐晦难明之处。而且宗派纷呈，各宗其说，更加使人莫知所从，玄奘对此亦深感困惑。发愿一定要亲自前往印度求学。但由于当时出国之禁甚严，他屡次请求赴印度留学的申请，都遭拒绝。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不仅没有放弃自己西行求法的理想，反而更加努力地学习西域和印度各国的语言，以待时机成熟。

玄奘法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工作者，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学理论家。他翻译佛经不仅态度严谨，质量高超，数量巨大，而且还能就翻译方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由他提出的“五不翻”理论，至今仍应被佛教界奉为佛经翻译的准则：

1．秘密不翻。例如，佛经中有诸多陀罗尼（即咒语），系佛教之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因此可以不翻。

2．多义不翻。意思是说，当一个词汇或者一个佛经专门术语有多种含义时就不翻。例如，薄伽梵是佛的名号之一，兼具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等六种意思。倘若只翻译成“尊贵”，则会失去吉祥等义；只翻译成“吉祥”，则会失去尊贵、自在等义，因此，不可随意选择其中一种而翻译。

3．汉地所无者不翻。意思是说，中国没有的东西或者找不到对应物的，也可以不翻。例如，阎浮树，仅产于印度等地，为我国所无有，因此保留原音而不翻。

4．顺古不翻。即顺从古人所译。也就是说，在此“五不翻”规定之前，若已经有人将某些佛教专用语译出，此后的译师就约定俗成延用之，不再新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例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如此。

5．尊重不翻。意思是说，佛经中有一些语句有利于引发人们产生一种由衷的尊重或善心的，可以不翻。例如，“释迦牟尼”、“菩提萨埵”等，一概不译为“能仁”或“道心”、“众生”等。这是因为前者能令人生发恭敬之心，而后者则易招致等闲视之而轻贱。再例如“般若”，是智慧的意思。佛教认为“般若”可以使宿缘深厚者对佛教生发信心。若译作“智慧”，则含义轻浅，易与世间的所谓聪明智慧相混淆。例如，如果将《大般若经》译成“大智慧经”的话，其分量显然就轻了许多。

玄奘法师除了提出翻译理论并且自己身体力行外，还对唐代译场的组织和翻译的程序、律例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佛教经典的翻译，通常首先要以梵文诵出经文，译成汉文后，由精通梵汉双语的人予以校对，再由精通汉文的人加以修饰，最后由懂得梵汉双语的人，将汉文的经典用梵文念给懂得梵文的人听，看看是否与原来的经文吻合，完全准确后才可以通过，译经才算完成。

玄奘法师留学印度十余载，名满五印。但玄奘法师念念不忘完备中土佛教经典的留学初衷，于贞观十五年（641）启程回国，并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东归长安。玄奘法师带回他游历三十多国，巡礼佛迹，遍访名师所获得的梵本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在唐太宗、唐高宗父子给予的种种奖励和帮助下，玄奘法师竭尽全力会集全国富有学问修养的高僧大德专事翻译，共同展开史无前例的佛经翻译伟业。玄奘法师先后翻译的佛经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余卷，著名的有《大般若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他所翻译七十五部经中，文字最简短，义理最精简的一部。

玄奘法师所具备的译经条件之好之强，是当时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他不仅华、梵兼通，对印度文化有非常通透的了解，对佛教理论有极其深厚的修养，因此他总结了前人的翻译经验，创造出了自己的一种崭新风格。季羡林曾经说过：“他的译风既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融汇直意，自创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玄奘法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工作者，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学理论家。他翻译佛经不仅态度严谨，质量高超，数量巨大，而且还能就翻译方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由他提出的“五不翻”理论，至今仍应被佛教界奉为佛经翻译的准则：

1．秘密不翻。例如，佛经中有诸多陀罗尼（即咒语），系佛教之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因此可以不翻。

2．多义不翻。意思是说，当一个词汇或者一个佛经专门术语有多种含义时就不翻。例如，薄伽梵是佛的名号之一，兼具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等六种意思。倘若只翻译成“尊贵”，则会失去吉祥等义；只翻译成“吉祥”，则会失去尊贵、自在等义，因此，不可随意选择其中一种而翻译。

3．汉地所无者不翻。意思是说，中国没有的东西或者找不到对应物的，也可以不翻。例如，阎浮树，仅产于印度等地，为我国所无有，因此保留原音而不翻。

4．顺古不翻。即顺从古人所译。也就是说，在此“五不翻”规定之前，若已经有人将某些佛教专用语译出，此后的译师就约定俗成延用之，不再新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例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如此。

5．尊重不翻。意思是说，佛经中有一些语句有利于引发人们产生一种由衷的尊重或善心的，可以不翻。例如，“释迦牟尼”、“菩提萨埵”等，一概不译为“能仁”或“道心”、“众生”等。这是因为前者能令人生发恭敬之心，而后者则易招致等闲视之而轻贱。再例如“般若”，是智慧的意思。佛教认为“般若”可以使宿缘深厚者对佛教生发信心。若译作“智慧”，则含义轻浅，易与世间的所谓聪明智慧相混淆。例如，如果将《大般若经》译成“大智慧经”的话，其分量显然就轻了许多。

玄奘法师除了提出翻译理论并且自己身体力行外，还对唐代译场的组织和翻译的程序、律例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佛教经典的翻译，通常首先要以梵文诵出经文，译成汉文后，由精通梵汉双语的人予以校对，再由精通汉文的人加以修饰，最后由懂得梵汉双语的人，将汉文的经典用梵文念给懂得梵文的人听，看看是否与原来的经文吻合，完全准确后才可以通过，译经才算完成。

那《心经》究竟讲的是什么呢？短短260个字的《心经》为何影响力那么大？且听我们下回分享。